“其二，在蒙古军中，特别是那些并非窝阔台直系的部落中，散布消息，说大汗将此次南征失利之责，归咎于诸将作战不力，尤其是斥候未能探明我军虚实，准备秋后算账，削减其部众、草场。”

“其三，也是最关键的一点，”陆明远压低了声音，“要巧妙地、若有若无地提及，据说我朝中有人（可影射史弥远，但不必明言）曾暗中与蒙古某些有实力的王爷（如察合台，或拖雷之子蒙哥）联络，暗示若易大汗，则南北和议可成，宋国愿奉上比现在更丰厚的‘岁赐’。”

此计可谓毒辣！第一条直指蒙古汗位继承的敏感神经，拖雷系与窝阔台系素有嫌隙；第二条利用战后常见的推诿责任心理，制造普通将领与大汗之间的裂痕；第三条更是将临安的主和派与蒙古的内部权力斗争挂钩，既能加剧蒙古内部猜疑，若消息反传到临安，也能让史弥远等人投鼠忌器，因为他们无法解释为何自己的“议和”意向会与蒙古内部的篡位阴谋扯上关系。

韩震等人听得心领神会，眼中露出敬佩之色。此计若成，可比十万雄兵！

“此事关系重大，需绝对隐秘。散布流言，要如春风化雨，润物无声，切忌刻意。要利用酒肆、集市、部落迁徙途中，借醉汉之口，借怨妇之言，借商旅之见闻，让其自行流传、发酵。”陆明远郑重叮嘱，“人选务必精中选精，宁可不成，不可暴露。”

“末将明白！定挑选最得力之人，不惜代价，完成此事！”韩震肃然领命。

很快，数支精干的小分队，带着特殊的使命和精心编造的“故事”，如同水滴融入沙地，悄无声息地消失在了北方的地平线上，潜入了广袤的蒙古控制区。

与此同时，陆明远也并未闲着。他一方面大力整饬真定及黄河防线的防务，修复城防，安抚百姓，犒赏三军，将胜利的果实转化为实实在在的防御力量。他亲自撰写奏章，以八百里加急送往临安。

在这份奏章中，他并未过多渲染自己“抗旨”的无奈和胜利的辉煌，而是以极其谦卑和沉痛的语气，首先详细禀报了真定保卫战及渡河反击战的惨烈过程，着重强调了孟珙等将士的忠勇，以及无数士卒为国捐躯的壮烈。然后，他才委婉地提及接到那份“乱命”时的处境——“三军哗然，将士泣血，皆言若交兵权，真定必陷，河北必失，虏骑旦夕可至江淮……臣虽万死，不敢以一己之安危，而置社稷苍生于绝境。”

他将“抗旨”的行为，包装成了在极端情况下，为稳定军心、保全国家而不得不采取的“权宜之举”，并将之与全军将士的意志捆绑在一起。最后，他话锋一转，禀报了蒙古虽退，但实力犹存，且据“多方探报”（为后续谣言发酵埋下伏笔），虏酋内部因新败而“隙嫌渐生”，正是巩固边防、徐图恢复的良机，恳请朝廷速拨粮饷军械，补充兵员，以固根本。

这章没有结束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