姑射山的秋来得烈，才过白露，风就裹着山尖的寒气，刮得平安村的老槐树叶簌簌往下掉，铺了一地碎金。

梨花跪在爹的新坟前，把最后一沓黄纸添进火堆。火苗舔着纸边，蜷成一只只灰蝶，被风卷着往远处的梯田飘。她没哭，眼泪早在爹咽气那天就流干了。十八岁的姑娘，脊背挺得像山梁上的松树，只是那双往日里含着笑的眼睛，此刻蒙着一层化不开的霜。

“起来吧，地里的糜子该割了。”娘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，哑得像被砂纸磨过。娘的手搭在她胳膊上，那只曾绣出最好看并蒂莲的手，如今布满裂口，指甲缝里嵌着洗不净的泥。

梨花点点头，扶着娘站起来。裤脚沾着草屑，粗布褂子的肩头磨出了毛边，可她腰杆挺得笔直，倒比村里那些游手好闲的后生更像样。

爹走得急，肺痨拖了大半年，把家里仅存的几担口粮都换成了汤药，最后还是没留住。队长昨天来家里，蹲在门槛上抽了袋旱烟，说按队里的规矩，家里少了劳力，工分就得往下减，年底分粮按工分算，娘俩怕是要喝西北风。

“娘，往后地里的活我来顶。”梨花的声音清凌凌的，像山涧的水撞在石头上，“您在家守着，缝缝补补，熬药。”

娘没应声，只用袖口抹了把脸，露出的手腕细得像根麻秆。

接下来的日子，梨花真的把自己当成了劳力。天不亮就揣个窝头下地，跟着妇女队割麦、掰玉米、挑粪水。男人们见她一个姑娘家抢着干重活，有的打趣，有的撇嘴，她全当没听见，只是闷头干，工分册上她的名字后面，数字从最初的三分，慢慢涨到了五分——虽说离男劳力的十分还差得远，可在妇女队里，已是顶顶高的了。

夜里回家，油灯下她还得纳鞋底。娘的咳嗽声此起彼伏，她纳几针就抬头看看炕那头的娘，针脚不知不觉就密了几分，像地里刚冒头的苗，攒着一股劲。

村里人见了，都在背地里叹：“老李家的梨花，是块好料，可惜命苦。”

这话传到媒婆耳朵里，就变了味。先是东头的王媒婆提着二斤红糖上门，屁股刚沾炕沿就嗑开了瓜子：“梨花啊，婶给你瞅了个好人家，邻村的，男人是木匠，手里有活计，家里三间大瓦房呢。”

梨花低着头纳鞋底，银针在头发里蹭了蹭，蓄点油光：“婶，我娘这身子骨，离不得人。”